8人民间登山队登顶不到24小时3人死亡
8人民间登山队登顶不到24小时3人死亡http://news.sina.com.cn/s/sd/2010-06-13/115320470901.shtml道拉吉里山难：常识考验下的高山探险 一支8人组成的民间商业登山队，体验登顶快感不到24小时，就失去了3条生命。2010年5月13日，尼泊尔道拉吉里山以这样的方式告诉山友：这里绝不是旅游休闲的去处。 记者◎李翊 实习记者◎贾子健 3个人的死亡 李斌彻底躺下的时候，楼国龙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我已经麻木了，看到死人就像看到动物死亡一样，没有任何感觉”。这个时间定格在5月13日18点至19点，距离13日凌晨1点开始登顶那个时刻不到24小时。 “海拔时间没记忆了，下山不久，就一直昏沉沉半睡半醒这样了，停时我就睡，再醒来，身边只有一个夏尔巴人坐着。李斌氧气面罩已不见，思维还清晰，说话清楚，说‘你们走，不要再拖’；‘好冷啊，不走了’。我就这样看着李斌从一口气变成半口气，最后结束了生命。” 李斌是8人组成的道拉吉里中国民间登山队的第一个死亡者，他长眠在尼泊尔道拉吉里山7600～7350米陡、雪岩混合处。 死神第二次来临是在14日凌晨2点，赵亮寻错路攀岩石，被夏尔巴人喊回，在返回中滑坠。根据夏尔巴人拉合巴和达瓦丹增给本刊记者的回复邮件，赵亮滑坠点约在海拔7700～7600米，滑坠超过150米，未停顿或被岩石卡住，踪迹全无。中方队员张梁曾听到韩昕喊赵亮，之后很快恢复安静。 在赵亮失踪后仅一个多小时，身体状况尚可的韩昕成为第三个死亡对象。3点30分至4点之间，中方队员张梁、饶剑锋、楼国龙、韩昕4人在7450米处一小平台会聚。张梁和达瓦丹增继续下C3。楼国龙还记得，张梁撤前，韩昕还对张梁做按摩放松。然而，就在张梁下C3后不久，韩昕在试图减轻重量，解背包冰爪、安全带准备下撤时，滑坠50米被岩石卡住。14日6点30分，3个夏尔巴人从C3往上接困守在7450米处的楼国龙和饶剑锋，在附近发现韩昕，用绳拴韩昕拖救，发现韩昕已遇难，遂放弃。 当以张梁为首的7人与“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签下登山协议时，这样仓皇逃生，生死瞬间的局面并不在计划内。 “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组织的道拉吉里登山队，队员7人：赵亮、李斌、楼国龙、王江(化名)、张梁、韩昕、饶剑峰。领队杨春风，攀登队长张伟，记者郑向锋，全队10名成员。队员多为杨春风之前登山客户，商业登过7000～8000米山峰。2010年4月19日，全部抵达道拉吉里BC。临离开成都时，7人曾拍下合影，每个人脸上都写着“跃跃欲试，踌躇满志”。 为了这次与道拉吉里峰的约定，这7个人人均需要向“杨春风公司”支付10万元的登山费用。这个数字在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副主席王铁男看来，属于登山界很低的，他告诉本刊记者，“国内登珠峰的价格有20万～25万元的”。7个人身份各异：张梁是深圳农业银行职员、国家级登山健将、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赵亮是深圳市某职能部门的一名公务员；李斌在空军某部当过多年飞行员，后任深圳航空公司飞行部六分部空中客车A320/319教员；韩昕是山东淄博探路者户外用品区域总经理；同样来自深圳的饶剑锋是深圳特发集团特发地产前总经理；广东人楼国龙曾经是大学教师，后下海从事医疗器材生意，现在已经“退休”，以周游世界为乐。 不过5月3日，在江苏光大银行工作的王江因假期满，中途撤出，使得最后实际成行队员人数变为6人。在山难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江坦率地指出，假期即将结束并不是最主要原因，因为他已经和单位申请到了续假，但是他自己感觉非常不好，这种感觉源于对杨春风这次活动组织的不信任。 王江认为，在活动发起时，杨春风隐瞒了山的难度。“关于道拉吉里峰的资料非常少，不像珠穆朗玛、慕士塔格、卓奥友这样的山峰，有很多山友发的博客、图片可以了解。不懂英文也无法了解到英文资料里关于这座山的介绍。最初想要组织道拉吉里攀登的其实是新疆乔格里公司。2009年10～11月，乔格里公司曾经派人来给攀登过7000米以上山峰的队员做工作，看是否愿意去攀登道拉吉里峰，这些队员包括我、楼国龙、饶剑锋等。因为我对2009年7月乔格里公司组织的慕士塔格峰攀登服务很满意，就同意考虑。”王江说，2009年底，杨春风脱离乔格里公司自组公司，后来，杨春风公司的职员麦子打电话邀请他参加道拉吉里的攀登计划，并说杨春风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领队，攀登慕士塔格、玛纳斯鲁的成功都是他的功劳，现在因为经济上的一些矛盾从乔格里分出来了。在王江最关心的攀登难度问题上，杨春风公司的答复是与卓奥友一样(卓奥友是8000米山峰的初级入门山)。 山难发生后已回到国内的王江在和乔格里的总经理侍海峰以及一些活着回来的队员交流后才知道，2009年底，乔格里公司在准备道拉吉里计划时，曾经咨询了西藏登山队、王勇峰还有夏尔巴人等多方意见，他们给出的反馈是千万不要登道拉吉里峰，这座山不适合商业登山。侍海峰曾亲自给楼国龙和饶剑锋打电话告诉他们活动取消，而通知王江的是麦子，麦子却隐瞒了这个情况。 想法不一的登山者 作为深航的飞行教员，李斌爱上登山有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深圳的户外运动一直开展得很好，李斌和太太孙艳清1996年到深圳定居，喜欢上磨坊网的李斌开始和太太一起参与登山活动。最初他们只是爬爬深圳周边的土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斌开始关注磨坊网的“高寒地带”版，也开始参加关于雪山方面的登山讲座，将目标投向了雪山。 孙艳清告诉本刊记者，李斌最开始接触雪山攀登是从四川的四姑娘山(大概2003年)、青海玉珠峰(约2005年)开始的。之后，李斌又登了慕士塔格、卓奥友峰……李斌和赵亮在深圳的户外运动中认识，曾经一起去登梧桐山，交往比较多。之所以会参加道拉吉里登山，“是听说赵亮也去”。 李斌曾经登过两次卓奥友，第一次登顶未成功。“他是飞行员，也曾经学习过观测天气，当时天气情况不好，他感觉根本不能登顶，就果断地决定下撤。”这事让家人觉得李斌是有理性和自控能力的，也就不过多担心安全问题。 “这次去也会提醒他注意安全，但是并没有多想。”在出发前，李斌还去香港采购装备，包括可以在零下40～50摄氏度使用的睡袋。“当时他特别高兴，体力也非常好，出发前没有任何问题。”由于登顶时间一再拖延，孙艳清的休假也到了，两人在卫星电话里约定在拉萨见面。因为按照正常的登山计划，5月15、16日，队伍会安全返回拉萨。 孙艳清说，李斌保留着一张合影，是一次登山中与一位外国独腿登山者的合影。“他驾驶的飞机也曾飞过雪山，但他认为雪山是用脚来丈量的，征服雪山的时候也是在征服自己。” 然而，当对自身能力没有一个正确评估时，征服自己似乎就成了难以企及的梦想。王江说，李斌在到达大本营时就出现了高原反应，吐了。在他的感受中，道拉吉里4000多米的地方比卓奥友的5800米还要难受。此外，恐高与李斌飞行员的身份和他热爱登山的行为显得非常矛盾。张梁说他也曾和李斌聊过这个，李斌说可能开飞机和徒步行走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张梁回忆，从7950米无路绳到山顶的一段要过一个冰裂缝，机长显得很恐惧，行进很慢，不敢过去。但是后来，他还是过了冰裂缝，并最终登顶。 在张梁看来，赵亮的身体可以算最好的。“第一次从大本营到C1，很多队员都没有走到，他和杨春风、张伟都走到了。冲顶他也是走在最前面，和杨春风一起修路。韩昕也很快，他一直是张伟带着走。” “他很自信，甚至是对于自己的体能过于自信，非常要求完美的一个人。”《淄博晚报》记者郑向锋听张伟转述过一件事：在登顶后，大家都在拍照，只有赵亮不拍。张伟问他为什么不拍，赵亮说，不要照集体照，要一个人单独照。别人都拿着小旗帜照，他非要拿大旗子照。 韩昕则是淄博登山界的旗帜，郑向峰评价他“认真、率直、坦荡”。2007年，韩昕担任领队攀登青海玉珠峰时所有队员都出现高原反应上不去了，韩昕一个人硬顶着登上去，并登顶成功。那是他第一次登雪山。2009年，韩昕登慕士塔格峰，也是在同行其他队员撤出时，一个人登顶。不过，这次韩昕的登山活动，因为媒体和资本的介入多了别样的意义。 韩昕和《淄博晚报》记者郑向峰是作为《淄博晚报》登山队队员加入到道拉吉里登山计划中的，他们的这次登山活动由中信银行淄博分行独家冠名。2010年3月31日，郑向峰为这次冠名仪式写就的新闻稿件里明确指出：“经过了3次成功策划攀登雪山活动之后，他们首次将攀登高度提升到海拔8000米以上。《淄博晚报》登山队将目标定在了攀登位于尼泊尔境内世界第七峰的道拉吉里峰身上。本次‘淄博人，挑战世界第七峰’活动旨在宣传省运、诠释登山精神。如果条件允许，登山队员力争将省运会旗插上海拔8000米高度，本次登山活动可谓意义重大。” 按照资金来源，王江把参与道拉吉里登山计划的6名队员分成两种类型：“我、李斌、赵亮都是自己掏钱参加登山活动，假期是自己的年假、调休等时间凑出来的，一次可以凑二三十天的样子。我在去年登慕士塔格峰时曾经和韩昕在喀什见过。据我所知，韩昕和张梁都是有赞助来登山的。” 对于赞助，王江认为，这肯定会给队员想要登顶造成一定的压力。“虽然合同里没写一定要登顶，但是你这次拿了赞助没有登顶，下次还会有赞助么？”而对他自己来说，用自己的钱没有这样的压力，一切安全第一。张梁的费用有单位和商业机构赞助提供，至于赞助是不是会造成登顶压力，张梁认为因人而异，“高海拔地区靠实力，要量力而行，我自己的原则是安全第一，不会盲目贸然登顶”。 不过，根据郑向峰的了解，不管是赞助的还是自己掏钱的，这次登山队的多数队员要登道拉吉里峰，就是为了下一步登珠峰。“去年吴文洪去世后，中国登山协会出了规定，没有登过7000米的山，不能登8000米；没有登过8000米的，不能登珠峰。”郑向峰说。 欠缺的登山“常识” 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曾说过，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然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应该是有前提的，“只有活着走下山来才算真的成功”。安全，永远是登山活动中的重要话题。然而，欠缺的登山“常识”让这次道拉吉里登山更像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生命大冒险。 中国登山协会一位专家说：“国外登山运动经历了200多年才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而高山向导是维持这种探险精神的安全支柱。”眼下在国内，真正合格的高山向导几乎没有，而多数登山者依赖的夏尔巴人，其实并不具有专业执照。 以法国为例，做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非常不易。首先，他必须攀登过高海拔山峰各15条经典登山路线，有一定难度，包含冰壁、岩壁和混合地形及15条经典滑雪路线，才可以申请报考。通常每年有2000人报考，只有200人取得考试资格，最后可能只有40人通过初试。一周考试后，经过夏季7周(3000欧元学费)、冬季5周(2000欧元学费)的学习，成为向导候选人。如此保持两年，并且能够带队走一些简单路线，才能得到国际向导联盟(GIAM)颁发的执照。最后还要回学校去参加为期4周的集训，每天都要考试，如果基本上都能过关了，才能成为真正的商业向导。 同时，在国外正规的高海拔登山中，向导非常重要，每条路线都有价格，其中也有向导公司作为中介。公司给顾客提供一个向导名录，顾客在其中挑选完毕后，向导要把佣金所得付给公司20%。一个国际向导，攀登勃朗峰的收费是250欧元/天，经典路线全程收费约2000欧元到3000欧元。而他们不但承担向导重任，还要负法律责任，因为法国关于高山向导是有法律保障的。 道拉吉里登山计划的组织者杨春风看上去黑瘦、矮小、沉静，很难把他与“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0次登上慕士塔格峰，4次登上博格达峰”的职业登山运动员联系起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经历。杨春风曾是一名中医，20岁时，中学毕业的他跟一位中医师傅学医。5年后，他取得了《医师执业证书》，开了一家自己的诊所。由于行医认真、经营得当，诊所效益好，杨春风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5年后，因为喜欢探险，杨春风关掉了诊所。 1998年冬季，杨春风和十几名队友一起攀登博格达峰，这是杨春风第一次真正攀登雪山。当时，他们从博格达峰的南麓进入到山脚下，在两周的攀登过程中，杨春风切身体会到了登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于天气原因和线路问题，杨春风的首次登顶没有成功，最后他只登上了旁边4700米的小侧峰。站在像屋檐一样的山顶上时，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场攀登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虽然一路很艰辛，途中还经历了滑坠，但是当站在山顶鸟瞰远景时，内心只有无比的激动。” 2002年，杨春风和一支波兰登山队一起攀登世界第二高峰——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乔戈里峰，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国际顶尖登山强队，他只登到了6000米。而就是这100天的攀登后，他从一名独自攀登的登山者转变成登山领队，并在2003年自己组织了第一支慕士塔格峰民间商业登山队。王铁男这样评价杨春风：“他是个对朋友特别好的人，但是耳根子软，不容易做决定。杨春风是一个好的登山运动员，好的高山向导，但是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对于杨春风曾10次登上的慕士塔格峰，王铁男的看法是，“慕士塔格峰是7000米以上的山峰，但是基本没有技术难度。山下喀尔喀的牧民可以帮你把东西一直运到6800米。慕士塔格峰穿踏雪板就能登顶，不用冰爪，技术好的队员甚至只穿普通的登山鞋就能登顶”。 对杨春风的组织管理能力不能认同的还有张梁和王江。“在登马纳斯鲁之后，大家多次的邮件、聊天中，我都一再向杨春风强调他组织者的身份，是要组织队员安全登山，不要只是自己登山这么简单，身份要转变。”2000年，张梁曾和杨春风、张伟、王石一起登马纳斯鲁峰，这是张梁第一次和杨春风、张伟合作。张梁本来已经报名了尼泊尔的一家公司登道拉吉里峰，该公司已经把他安排到了瑞士队登山。在马纳斯鲁峰时，大家聊天中他得知杨春风也要组织道拉吉里峰的攀登，他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好沟通，也是为了支持国内的商业登山。”张梁因此成为最后一个加入杨春风登山计划的队员。 “他们是以登养登，自己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靠我们完成攀登14座山峰的梦想。”王江的退出，原因之一就是与其他队员发生了意见分歧，“杨春风并不了解道拉吉里的天气、线路，仍然还要爬，有点太疯狂了”。而在郑向峰看来，杨春风对于道拉吉里山的攀登渴望还源于另一种需求——队伍中没有人曾经登过道拉吉里峰。2009年，杨春风带王石登顶玛纳斯鲁峰也是国内民间登山队第一次到国外登顶，杨春风想要打破民间登山只在国内的情况，开辟到国外登山的线路。这一次登道拉吉里峰也是为了能把出国登山活动作为常规商业项目稳定下来，就像国内对慕士塔格峰和卓奥友峰的开发一样。他们曾经咨询过夏尔巴协作，4月初到5月底被认为是登道拉吉里最好的时候，但是没想到今年天气条件这么恶劣。 与组织者的不专业形成对比的是“奇怪”的道拉吉里峰。“奇怪”是郑向峰对道拉吉里山的第一印象。“海拔4000多米就开始出现冰川，大本营也是建在冰川上，每天晚上睡觉都能听到大风的声音，没有风声的时候也会听到雪崩那种‘轰——’的声音。” 在更专业的登山者张梁看来，道拉吉里是一座技术型山峰，虽然强度不如珠峰。“登珠峰50周年，山下的大本营是人山人海。而今年是登道拉吉里50周年，大本营里却冷冷清清，只有瑞士队、中国队、伊朗队和两个澳大利亚人，可见道拉吉里的难度是有共识的。” 张梁说：“山的难度在于气候的不确定性。其他山峰，如珠峰、卓奥友都会有2～3天适合登山的好天气，但是道拉吉里峰不一样，小气候比较多，通常是上午天气很晴朗，下午就开始云雾缭绕，甚至能够在山上听到打雷的声音。此外，道拉吉里峰涵盖了很多雪山的路况类型，如雪坡、冰石路段，还有滚石。”张梁坦言，随着登山装备越来越先进，现代化的攀登完全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但是很多时候是队员完全没有意识到登山的危险性”。 道拉吉里距离尼泊尔首都非常远，登山队从加德满都乘飞机到博卡拉，后又转到奔尼(音译)，然后才徒步进山，到达大本营花了近7天。4月18日，队伍到达大本营，本计划在5月1日冲顶。但是第二天，即2日，队伍到达C1，天气开始下雪，已经到达C2的夏尔巴协作确认前方道路无法行走。于是从5月2日开始，队伍陷入等待。 王江说，在营地适应训练时，李斌的体能和适应能力就都不好。“第一次到达C1时，李斌一夜都过得很难受。”第二次适应训练时，只有王江和赵亮走到7300多米，其他队员都只走到6000多米就折返了。在C2，队员被过早要求吸氧掩盖了李斌身体的问题，“如果不让他过早吸氧，向前走到7000多米，他的问题就能早一点暴露出来”。 王江认为，登顶的关门时间应该控制在10小时，而要求的是12个小时，最后实际花了13个半小时才登顶。这对体能消耗是很大的，也说明很多队员实际上都不适合爬这座山。 “登山能够安全回来才是最重要的。登山要考虑体能、适应能力、夏尔巴协作、天气和安全措施五大因素。人在不清醒的时候是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体能的，适应能力也需要相关的服务配套来保障。在这五大因素里，登山队员能够控制的因素并不多，所以就需要组织者的服务要跟上。”王江说。 被采访的几乎所有幸存队员对于夏尔巴协作的选择都很有意见。按照协议，杨春风的公司约定给队员1∶1比例配备夏尔巴登山协作。为此，“杨春风公司”向“Tseringma Treks & Expedition (P。) Ltd。”夏尔巴公司雇10人(BC厨师2名)，7万～8万美元，公司经理达瓦次仁(Dawa Chhiri)同时任该夏尔巴队长。该队购买瑞士商业天气预报，一天收数据两次有记录。 队长达瓦次仁和几个队员去年也参加了马纳斯鲁峰的攀登。张梁当时就对达瓦的能力表示怀疑，但因为队伍中还有一些能力比较强的夏尔巴人，所以没出什么问题。这次的夏尔巴人换了很多，留下的都是能力很差的。张梁在登顶前就已经多次向杨春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你本来就是个游击队，不能再找游击队了。”杨春风在山上时也意识到了达瓦这支夏尔巴队伍不靠谱，决定这次登完就要换人，但没想到就出事了。“有的夏尔巴协作看到中国人登顶了，就自己先下山了。”郑向峰说，夏尔巴队长达瓦就是这样的，据说张伟第一个滑坠后，滑了200米之后遇上了达瓦。而200米可以是下撤队员一个小时的高度。 “夏尔巴协作也是有级别认证的，在费用上会有差异。而且好的夏尔巴协作一般都是提前半年以上的时间预订，这样尼泊尔的公司才能帮忙订到能力强的夏尔巴人。”张梁还指出，这次杨春风组织的队伍中，大家都不太熟。对于登山来说，队员间的默契和团队协作很重要。张梁加入队伍后发现，去年登过马纳斯鲁峰的只有他自己、杨春风和张伟，还曾经调侃过杨春风“没有一支稳定的队伍”。 张梁一说起下山时的境遇就“心里生气”，他有多次的登山经验，但是亲身遇险还是第一次。“山上非常冷，冷得身体都会哆嗦失控。按照预先计划3瓶氧气是足够上山和下山到C3的，但是下山耽误太久，氧气早没有了。要是再耽搁两个小时，没准我也会没命。队长和领队滑坠，夏尔巴协作都提前下山了，上面就剩下几个找不到路的队员……” 王江一直提起他对去年登慕士塔格峰时乔格里公司的服务非常满意。“他们承诺的都做到了。”合同里4︰1的协作达到要求，甚至协作更多；C3、C2营地都有后备人员以备接应救援；在攀登中危险的地段都铺设了路绳。“有些地段他们并没有觉得危险就没铺，但是第一次训练中队员觉得很危险提出来了，第二次训练时他们就已经给铺好了。而这次攀登道拉吉里，只留了个伙夫，剩下人都上山了，C2、C1都没有可以救援的人。全队只有杨春风一个人配有卫星电话。幸亏杨春风没有出事，如果他滑坠遇难了，没有人能和下面取得联络，上面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全军覆没。” 现实正像王江所形容的那么残酷。张伟是因为氧气瓶制动才停止了滑坠。杨春风滑坠失去意识，幸亏被上山接应的夏尔巴协作发现拖回，第二天才清醒。张梁虽然自己下山，但是据说走路已经出现幻觉，如果再下山晚两个小时情况就很难预料，幸亏有夏尔巴人领路。饶剑锋被拖回来时已经没有意识。楼国龙是最幸运的，他下山时氧气已经用光，竟然在半路上捡到一罐氧气，插上还有25格(30格是全满，等于还有80%以上)。他与李斌结组下撤，李斌牺牲后，楼国龙需要把背包氧气瓶解下才能解除安全带，结果捡来的氧气瓶和背包又掉了。后来是上山营救的夏尔巴协作捡了滑坠后韩昕的背包给他，里面有氧气，楼国龙是靠着韩昕的氧气才撑下山的。 曾经上过珠峰的饶剑锋是被夏尔巴协作拽着脚跟从山上拖下来的，他下山后一直说后脑疼，就是拖下来的时候脑袋在山石上撞的。下来后，他跟其他人说的是：“你们还要玩吗？不要小瞧任何一座8000米的山。” 山难发生后接踵而至的现实疑问更让人纠结。杨春风的公司为每个队员买的保险是最低保额10万元，上海大众保险赔偿了每人10万元，而这次登山的费用就是每人10万元。杨春风的公司该不该赔偿？队员们是和他签的合同，他是否有能力赔偿？杨春风、张梁都登过珠峰，在道拉吉里峰一样会遭遇情况。用高度来划分山的等级的规定是否值得商榷？而对于遇难者家属来说，最需要的安慰是能够有权威部门中登协或其他部门出具具体的山难报告。 “现在都不会有权威部门出具具体的山难报告，只有深圳市登山协会秘书长曹峻先生写的山难分析。”向本刊记者说起这个，孙艳清欲哭无泪。
本帖最后由 秘书长 于 2014-8-13 12:00 编辑
三位登山勇士长眠道拉吉里雪峰 留下不解之谜序 勇士已去 留下不解之谜 一场山难牵动人心。 5月13日，中国第一支道拉吉里峰民间登山队8人中有3人，在成功登顶后的下撤途中遭遇不幸。其中，队员李斌因体力耗尽而倒下，韩昕和赵亮滑坠深邃冰谷。 三位勇士长眠的道拉吉里峰位于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语意为“白色的山”，其海拔8167米，属世界第7座高峰，因冰峰险恶而被称为“魔鬼峰”。整整50年前，1960年5月13日，瑞士、波兰和美国联合登山队首次登顶。 登山是一种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探险。海拔8000米以上的皑皑险峰探险，是对每一个生命的考验和威胁。但是，即使面对恐怖、面临艰险，人类勇于进取的精神和意志依然不可遏制。如今世界上的顶级高峰、险峰大多都留下了勇敢者的足迹。 起源于18世纪的登山运动，吸引了欧美国家的众多爱好者，并成为一种时尚户外活动。在发达国家，从事登山运动的人占总人口10%。许多10多岁孩子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上最棒的登山家。但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局限，我国登山运动、特别是个体的、大众登山运动尚属落后。即便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那也是国家行为，即由政府组织、施行的集体行为，与个体自发自愿自为的行为有所不同。 当历史的时钟播到了21世纪的第10个年头，一群由白领人士组成的自助游式的中国民间登山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以个人名义，承担花消，凭着爱好和信念，向大自然的险关、向人类生命极限发起挑战。正如一位国外登山探险家所言：“在道拉吉里峰，我们不是为电视台攀登，不是为任何国家、任何组织攀登，我们只是为自己攀登。”有些人会用10万元去赌博，而像李斌、赵亮和韩昕这样的山友却愿意拿10万元去历险。 他们成功了吗？——是的，他们登顶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并没有给我们这些为他们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胞带来喜悦，而是悲伤。我们的心，因他们生命的付出而沉痛不已，也因他们家人所感到的悲痛而与之同悲。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真的是强大起来了，我们的民族真的是强壮起来了。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伟力的事情，就是一个个个体生命的自信、自觉、自主和自强。最能展示人类雄心和毅力以至不屈性格和顽强精神的莫过登山运动。我们终于来了！ 让我们在这里以生命的名义，向遇难的三位登山勇士致敬！他们最后的身影定格在蓝天与雪山之间，定格在我们的心间。在这次山难发生后，人们在思索其原因，有些人从登山技术或后勤服务保障层面提出了疑问和看法，意在寻找避免不幸再次发生的途径。 我们不想评论此次山难，只想记住殉难者，记住他们是怎样的人，在做怎样的事。一个改变不了的数据是，截止于21世纪初，在历史上攀登道拉吉里峰的死亡率为18.5%，高过攀登珠穆朗玛峰的12.7%。 想必三位富有登山经验的勇士比我们更清楚这一可怕的死亡率。遗憾的是，我们却再没有机会去询问他们本人，明知如此这般，为什么还要冒着自己的性命之危，去高山探险？ 为什么？ 李斌 机长兼教官是深航人的骄傲 李斌 生于江苏南通，47岁，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波音737机长兼飞行教官，在道拉吉里峰民间登山队8人中年龄最大。 对登山运动来说，黄金年龄是30岁，李斌凭借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好身板，尽管年近半百，依然先后登上了青海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中尼边境的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和尼泊尔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他的目标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在攀登道拉吉里峰时，他已经是一位资深的山友了，拥有10年登山履历。古人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说的就他了。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山痴”。深航人以他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代表，他成功登上世界第6高峰——卓奥友峰的壮举感人，公司宣传栏里有他的照片。 本来驾飞机翱翔蓝天已经够刺激了，怎么还会迷恋上高山探险呢？ 概因他无意中走进了“磨房”。 “磨房”是一家网站，广告词煽情：这里“是自助旅行和户外运动的出发地”。在这虚拟的空间，却搭建起一个登山、徒步、潜水、自行车等爱好者交流、沟通的平台，并为背包客们周游世界的自助游提供咨询。 2000年登山热潮在深圳兴起，李斌的蓝天情怀与“磨房”的山海之志一拍即合，再遇到曾登顶珠峰的同城登山家王石，李斌就更加痴迷于登山探险。 深圳是改革开放时期新崛起的城市，城市人口中大学生比例很高，因而白领阶层人士多，具有从事登山运动的良好“生态环境”。有关人士估计，深圳有60万户外运动爱好者。深圳登山协会副秘书长曹峻介绍：“目前，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深圳共有60余人曾经成功登顶7000米以上的高峰，而这其中就包括20多名登顶8000米高峰的人。” 此次道拉吉里峰之行，8位民间登山队员中有4人是深圳人。 鹏城不愧为山友之城！ 这回，李斌本想随熟悉的山友去攀登珠峰，但由于“时机和费用的问题”，让他加入了前往“魔鬼峰”的登山团队。 李斌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5月13日凌晨1：30从735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经过5小时的艰难行进，才攀升600米，早晨7：30抵达7950米的一个大雪坡。继续上行更加耗时费力，好在有善于攀登的夏尔巴人开路。上午11：00到达8100米处，山顶在望。正午12：30，民间登山队8名队员全部顺利登顶，他们并排坐在雪山之巅，展开国旗，合影留念。 下午13：00，开始下撤。李斌眼见同是深圳的山友、登山队长张伟不慎从8100米处滑落，直至7950米才止住。15：00天气骤变，风雪交加，雪虽不大，但风力约每秒10米，能见度随之下降。此时，李斌或许因年龄最大最先显现体力不支，时走时停。傍晚18：30，在7600米处，李斌体力衰竭，氧气面罩脱落，已经无法挪步。大约19：00，李斌说“很冷，不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据可靠的“登山报告”称：“队伍遂放弃李斌”。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李斌再下撤海拔250米的高度，就能到达7350米的突击营地。 接受采访的深航人都为机长李斌感到悲痛和惋惜： “他是非常出色的飞行教官，在深航工作10年了，人才不可多得，但他为人很低调，待人憨厚朴实”。 李斌的妻子也喜欢户外运动，是丈夫忠实的山友。她和丈夫一样低调，特别嘱咐公司不要对山难一事过多提及，表示“这完全是李斌个人的事”，并不愿接受记者采访。 山友们闻讯纷纷在网上留言，寄托哀思： “李斌教员的一言一行在我脑海中浮现，他是我们分部（深航飞行部六分部）的一位资深老教员，经他带飞的学员不计其数。在飞行中，他是一位要求极为严格的好教员，在航飞后，他又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大哥。我怎么都不忍相信他就这么地离开了我们……” “亲爱的机长——李斌，请一路走好！几天来，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直等待奇迹出现……我的好兄弟，我们两次同登卓奥友，几十天的斗地主，你可是钻桌子没少过我的，帐篷里，你的煎馒头可是一流的好吃……泪流满面……” “痛惜李斌和赵亮，我的两位好兄弟，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现实是这么的残酷和无情，痛心疾首，每想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和你们的音容笑貌，眼泪情不自禁的涌出，愿两位兄弟一路好走，在天堂里还有更壮丽的雪山等待你们的攀登，愿两位兄弟的在天之灵保佑所有的山友平安！” 山友陈俊两个月前还和李斌在深圳一起吃火锅，李斌曾带几位好友到机舱参观，并曾约定：“明年一起去登珠峰。” 而陈俊确信： “虽然您熟悉的身影在那一瞬间永远停留在了您为之着迷、为之疯狂的雪山之巅，但您的脚步不会停下，因为有许多后来者会继续追寻与您一样的梦想，完成一次次漂亮的登顶。您永远是我们大家敬重的好教员。” 赵亮 公务员向往14座海拔8000米高峰 赵亮 1974年生于山西，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是深圳的一位公务员。人看上去就透着精明、干练，被南方人称为“很典型的睿智的北方人”。朋友称他“讷言少语，逢人敬酒却从不推委”。 36岁，正值人生的大好年华，和许多年轻的鹏城人一样，赵亮酷爱户外运动，特别是登山。熟悉他的朋友介绍说：“除了工作，他的生活简单得只剩下登山，一半时间在登山，一半时间在准备登山。” 赵亮的网名叫“大沙漠”，一种憧憬大自然的奇观，渴望探险的激情跃然其间。也许，他的警官大学的校友更懂得他的心思：“大沙漠，是赵亮看到了迷乱、干涸的人心，于是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在冰山雪线上，为人世间伫立一座纯净、光芒四射的丰碑！” 他和所有山友一样，记得1953年5月29日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新西兰登山家、探险家埃德蒙·希拉里，在回答“为什么登山”时说的一句话：“大多数人登山，是因为山在那里。” 对于登山爱好者来说，只要“山在那里”，这就够了，这足以让他们为之倾倒，并倾其所有，乃至生命。但是，或许许多人都忽视了埃德蒙·希拉里所说的另一句同样经典的话：“生命远比爬上山顶重要。” 赵亮还很敬佩意大利的“登山皇帝”——梅斯纳尔，因其非凡的想像力和创新精神的指引，最终“踏平了所有8000米以上的世界最高峰”，根本无视医学博士们的论断：“在大约8000米的高度上，人类的生理机能将会发生紊乱。”而赵亮的梦想就是：就像2007年，中国西藏登山队完成了登顶世界上14座8000米高峰的计划那样，也计划去尝试一下登顶14座8000米高峰。 登山者一般都从海拔高度低一些的山峰起步，赵亮曾登上过新疆有“冰川之父”之称的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已经是很接近8000米高峰的规格了。而此前，他只是多在海拔4000米到6000米左右的山峰徘徊。 行前，赵亮曾经对一位记者说：道拉吉里峰，是他所见到的攀登难度最大的山峰。如果让他给所有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排序，道拉吉里可以排在第4，登顶难度甚至要高于珠峰。 队友在山难发生后有些不解，总在想“最年轻的赵亮为什么没能撤下来”。“我们每次拉练时他都走在前面，身体素质好，能力也强。”也许，这里确实有运气不好的成分吧。听登山行家说，在登山探险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运气成分，那是除了个人体能、技术和装备以外的未知数。 李斌是在当天（13日）傍晚19：00体力衰竭的。而赵亮在第二天（14日）凌晨3：00左右还在一个小平台上，和队友张梁、韩昕及夏尔巴人相聚，只是有点儿冻得发蒙。之后，在大约7500米处，一位随队的夏尔巴向导亲眼看到赵亮抱着头，从冰山上滑坠下去。在他滑坠前，还有人听到他的喊声，呼喊队友的名字，可见他当时的体能状况不错，其失事属于意外。 和赵亮一起失踪的还有另一位队友——来自山东淄博的韩昕。 14日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在得知山难发生后，马上组织直升机实施搜索救援，但因出事地点海拔高度的限制，使两架直升机最终难以抵达。世界上飞得最高的直升机曾创造过万米高度的飞行记录，但那不是在气候条件复杂的高山地区。尼泊尔皇家空军飞行员也曾在海拔6500米处成功营救登山遇险者，却不是在海拔7500米处。 大使馆还请来了最好的国际救援队——瑞士救援队和尼泊尔联合救援队，其队员皆是登山高手、经验丰富，可惜先后几轮的仔细搜寻未果。 18日，匆忙从广州起程赶到当地的赵亮的家属获知搜救希望渺茫，于一天之后，同意放弃搜救。家属和救援人员都不可能亲临出事地点，只能乘坐直升机进山在空中祭奠，并在山脚下立碑以寄托哀悼之情，留生命不朽之余响……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老朋友之家”网站，发表文章为校友赵亮祈祷。 一篇悼文是这样写的： “没有精神的人，是看不到雪山存在的……从此，你照亮了许许多多与你有缘人的生命航向。从此，当我们行进在人间路时，仰望雪山之巅时，就会想起你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校友：赵亮！” 21日，深圳山西商会发起慈善募捐活动，号召在深圳的山西老乡，伸出友爱互助之手，共同帮助赵亮的家人渡过难关。韩昕 “登山不仅仅是自我超越，还是独立精神” 韩昕 41岁，山东淄博人，探路者户外品牌有限公司董事长，淄博市登山协会秘书长。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称“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说的就包括现代“游侠”韩昕吧。而现代淄博人也的确以韩昕为骄傲：“他是淄博登山界的坐标，他是淄博登山界的第一高度。” 在韩昕成功登顶尼泊尔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前，自2007年始，他已登上四川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青海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和新疆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一再创下淄博市登山高度的新纪录。 5月14日，从道拉吉里峰下撤过程中，身体强健的韩昕未显疲态，就在他滑坠冰谷前还帮队友张梁按摩了一两分钟，并笑着和队友楼国龙打趣：“老楼，下了山，让我的哥们儿（随民间登山队采访的《淄博晚报》记者郑向锋）好好采访你一下。” 最让生者感到难过的是，韩昕与赵亮两位殉难者的遗体未能找到，和此前不少各国登山遇难者们一样，长眠于不知所终的高山深处，只有夜晚的星斗像燃烧的烛光为死者哀悼。 5月22日，在韩昕遇难的8天后，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青岛的1000多名山友、朋友、同事和亲人，自发地齐聚淄博——春秋战国时的齐国都城，于淄博体育馆参加为韩昕举办的追思会。 民间登山队队员的追思会也尽显民间味道，会场布置并不讲排场，冬青与白花装点而已，巨大横幅上的题字朴实无华：“兄弟走好……来世还做兄弟”。到会者大多身着黑色或白色服装，神情肃穆。数十盏白蜡烛围成一个圆圈，只见勇士遗像前的一盆剑兰郁郁葱葱，燃烧的烛泪莹莹…… 韩昕的父母、妻女都到场。 妻子张慧哭成了泪人，但她却表现出一位登山勇士的妻子特有的坚强。她没有拒绝媒体的采访，详细讲述了她的丈夫的心志和为人。他们可爱的小女儿，名叫韩雨欣兰，她献上的挽联写着：“老爸您永远是最棒的”。 妻子张慧说：“最爱我、最宠我的人走了，他做我最爱吃的菜，吃我的剩菜。他还是个大孝子，一直呵护、照顾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 记者最想问的是：“作为妻子，你支持他登山吗？” 张慧开始也不支持，但后来被丈夫说服。 韩昕对妻子说，登山不光是挑战自我，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有好几次登山，遇到的山友有北京的、深圳的，还有香港的。他们一听说淄博有登山协会，还有众多山友，并敢于参与挑战人类极限的高山探险，都表现出惊讶和敬意。 关于韩昕的为人，一位山东好友司徒青表述最为详尽： “一个非官非富的平常人在事先没有广泛通知的情况下，竟然有千人慕名而来为他送行……为这个勇敢的人、为这个善良的人、为这个重情重义的人。我相信，所有人的泪水是深埋在心底，顺着血管而涌向眼角的。这泪水充满着真诚和爱恋、生机与活力，绝无权诈和铜臭、虚伪与作秀……他可能并不是很富有，因为他没做过轰轰烈烈的大生意，而他又是非常的富有，因为他身旁总是聚集了诸多的朋友。他曾经资助过多名困难的孩子，他曾经温情地拍着对不起他的生意客户肩膀说让我们重新做朋友，他曾经把自己的房子交给一时没有居所的朋友，自己和妻女搬进了岳父家……” 韩昕热衷慈善事业，就在他遇难前17天（3月28日），还提供了5万元户外装备作为爱心义拍，所得款项准备捐助青海三江源的教育事业。 登山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名与利。 韩昕对于登山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 “登山是意志的较量，自我的超越。从低谷攀登巅峰，经历过后的从容淡定，往往也正是来自那个自我超越的过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你可以去攀登，因为它就在那里。登山，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超越，还是一种独立精神。” 民间的独立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精神的根基。 一位山友的悼词是这样写的： “韩昕，你永远留在了雪山上。你的山友还要继续攀登，因为你在那里，信念在那里。” 尾声 民间登山探险付出了代价却不会止步 中国自古以来，民风趋向安居乐业，尤其注重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鲜有翻山越岭、远涉重洋游历、观光、运动、探险者。 虽然，物质生活之优裕与保障，是“升天入地求之遍”的远足探险的基础，但是精神生活的高标与追求，也是产生众多登山家、探险家的土壤。而“登山家”与“探险家”两者本来就是同义词。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族主动去探险、死于突破极限征程的人少，而被动遭灾遭难、殒命逃亡与逃避的人多。 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登山人口非常稀少，与多山国家的地位不符。北京有几十家登山俱乐部，参与者大约3万，还不足城市常住人口的0.5%。 自1989年国内首个民间登山协会——云南昆明登山协会成立至今，民间登山运动在全国范围方兴未艾，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到达繁盛期。如今，全国户外运动俱乐部已达上千家，民间登山代表人物金飞豹竟然奇迹般地成功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抵达南极和北极。但是，户外运动包括登山探险在内的总人口数量的偏低，还仍然是一个不乐观的事实。 难怪有关心民间登山活动如何持续开展的人士说： “如何防止这次山难再次成为对国民探险精神和热情的打击，并非多虑——虽然民间的探险精神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迟早会水涨船高，不可阻挡。”
【缅怀】淄博登山第一人：韩昕
媒体缅怀韩昕
晨报记者 贵银 孙锐
非常突然，非常难过，非常悲壮；彻夜无眠，彻夜祈祷，彻夜沉思。这是韩昕朋友们的几夜。“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谈，能否让我静静。”赵先河（化名）不停地用手抓着头发，“脑子太乱，这两天像是活在梦中。”“韩昕是我们的目标。”赵先河是韩昕的好朋友，韩的遇难让赵悲痛不已，“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想找个地方安静地呆一会，但是我又怕自己单独呆着。”
记者多次拨打韩昕朋友的电话，每个人都情绪低落，话语中满是伤感。“他是淄博登山界的坐标，他是淄博登山界的第一高度。”王风（化名）说，“韩昕的离去让淄博登山界损失惨重。”王风嗓子沙哑，他承认自己前一夜是在思考和难受中度过的。“他很热情。”张云飞是为数不多认识韩昕又愿意接受采访的户外爱好者，“我们只是有过几次接触，他人很好，不张扬，教会了我很多户外生存的本领，可惜我并不是一个铁杆山友，工作的原因吧，户外运动只是业余的爱好。登山者自有登山者的情怀，我一直在想韩昕的登山一定到了一定的境界，这和一名作家一样，写东西写到一定境界后，可以很写意地自由发挥。”
张云飞说，他和韩昕曾经有过一次较深入的交流，“他对家人对朋友的厚爱都深埋在自己的心里。”张云飞说，当确切知道韩昕遇难的时候，他正在路上，“我当时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般，回忆着曾经的一点一滴，8000多米的高度韩昕非常清楚这个过程也许会失去生命，但是依然会以身试山。”
韩昕梦留道拉吉里，也许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韩昕的离去是整个淄博户外运动界的一场灾难。大山也许是山者的归宿。“一听说出事了，我的心就咯噔了一下，老天不会那么巧吧，韩哥也在道拉吉里峰，我的心就一直悬着，我到处寻找关于他们的消息，打他的电话是关机。”赵先河说，“那一夜我不敢睡觉。”第二天一早，赵和几个朋友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取得了联系，“情况不明，还在组织救援中。”
17日，记者了解到了这支登山队从10日出发到遇险的相关情况。
10日早，8人出发，当天他们在C1住下。
11日，他们抵达C 2营地，午后开始下起了雪，风特别大，轮流挖帐篷外的雪成了一项重要工作。
12日天亮后，原本跟随韩昕等人后面的“瑞士队”选择了下撤，因为他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再攀登会很危险。12日一早8人继续前行，并于13日中午登顶成功，随后他们下撤遭遇大雾……“你们将从此与雪山同眠，从此看日出日落，云起云散。在那水晶般的宫殿里，伴随着你们的梦想步入永恒。我想，此刻，你们已经化为雪山的精灵，守护着那片神奇的净土。也请你们护佑你们那些人间的亲友，让他们远离痛苦与悲伤，幸福平静地生活下去。如果有机会，我会亲自到道拉吉里峰脚下，为你们敬上一杯薄酒。”韩昕的朋友写道。
谨以此文，悼念一个真正的勇者——韩昕
山在那儿韩昕在那儿
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与韩昕的亲人们一样，我至今仍不愿接受韩昕已经遇难的事实。那个偶尔会在胡同口遇到，曾经整天背着一个绿色画夹，瘦瘦的、酷酷的、整天做着美术梦的男孩，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把自己的身体融入了巍峨高山的怀抱。
小时候，韩昕的妈妈王姨总是叫他“小昕”。可我们，包括很多朋友，甚至连他的哥哥都亲切地叫他“老昕”。可能是因为韩昕一直非常有主见的缘故吧。
上世纪80年代的淄博市总工会老宿舍楼，到了夏日的夜晚，就是我们这帮1970年前后出生的半大小子们的天下，但这里面却极少看到韩昕的身影。
从小喜欢美术的韩昕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艺术家。那时他的梦想之地是山东艺术学院，并为此奋斗了好多年。
此后，各自上学、参加工作，四五年不见。一天，突然在原来工作的工厂大门口迎头遇上，我们都愣了一下。韩昕先开口：“兵，好久不见，原来你来这里了……”声音洪亮，身材也变得魁梧厚实。
又隔数年，我到了报社工作，韩昕从广告业转向户外用品的经营。采访路过他位于西二路的店门口时，偶尔会进去喝茶聊会天。那时我还不知道韩昕已经是一名资深驴友，而且在淄博开了好几家专卖店，心中依然把他当成一个文弱书生，跟他大谈自己骑摩托车去宁夏的冒险经历，心中颇为自得。韩昕总是很有兴趣地听着，很少插话。
也许是经历过真正的磨难后，平淡了许多矫情与虚荣，韩昕极少对我谈及他的登山探险经历，似乎那些都是些不值一提的东西。而我也一直不明白韩昕为何从绘画和设计转而喜欢上了户外和登山，特别是一次次去攀登那些用死亡和磨难来诱惑真正勇敢者们的雪山。
2006年，在海拔只有3000多米的拉萨，由于过度饮酒而导致的严重高原反应让我头痛欲裂，在宾馆躺了4天而没有出门，最终灰溜溜地乘飞机返回成都。那时我突然悟到，韩昕极少提到登雪山的经历与磨难，特别是面对高原反应时的痛苦，也许是因为这种滋味用语言确实很难描述。
2007年，又有一次上青藏高原的机会，我鼓足勇气接受了任务。
当我站在青海玉树海拔4800米的巴彦克拉山口挥舞双臂欢呼时，一种战胜自我的豪气让我感到无比地骄傲与自豪。我想，对于韩昕们来说，能够一次次挑战和突破自己的心理极限和生理极限也许就是登山的全部意义所在。
当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被问及“为什么要登山”时，马洛里回答道：“因为，山在那儿”。
所以，以后如果有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想我也会去攀登一下道拉吉里峰。因为，山在那儿，韩昕在那儿。
附：
道拉吉里峰登山队由10人组成，包括了登山队领队-杨春风(新疆)，攀登队长张伟(江苏)，队员：李斌(深圳)、张梁(深圳)、赵亮(深圳)、张硕坪(苏州)、韩昕(淄博)、楼国龙(广州)、饶剑锋(深圳)
道拉吉里峰，韩昕在Ｃ２营地
山在那边，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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